郭嵩焘（1818年4月11日—1891年7月18日），字伯琛，号筠仙，晚号玉池老人，湖南湘阴人。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郭嵩焘考中进士，与同为曾国藩门生的帅远燡、李鸿章和陈鼐为同期进士，被曾国藩私下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
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为善后马嘉里事件，清廷要派一位钦差大臣作为特使去英国道歉，慈禧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交给了被恭亲王称为“洋务实是精透”的郭嵩焘。刘锡鸿则作为郭的副使一同前往。
「在法家性恶论思想的指导下，历代皇权在用人时都擅长制衡之术，目的是让臣子之间互相牵制，防止任何一方做大。清廷在派遣公使至朝廷鞭长莫及的西洋时，更是遵循此法。因此，刘锡鸿在政治派系、见解，及后来证明乃至人品上，几乎处处与郭嵩焘相左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除了驻英的郭、刘二人，驻美公使陈兰彬与副使容闳之间，也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（陈兰彬曾多次上书弹劾容闳主导的幼童留美计划，最终导致计划中途夭折，幼童被撤回）。」
1876年11月15日，使团自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邮船，开启了出使的行程。
总理衙门命郭嵩焘记录事件交涉的经过，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，还委托他记录旅途见闻和出使国的风土人情。郭嵩焘如约写下了自己在光绪二年至五年（1876至1879 年）出使期间的重要见闻，于是就有了《使西纪程》。
作为首任英国公使，郭嵩焘驻英期间可谓兢兢业业。完成日常工作之余，他足迹遍及不列颠，去各地参观工厂、学校、各种设施和政府机构，也由此认识到英国是一个科技、工业和民众生活水平快速发展的国家。他在试用电话之后叹为观止，写道：“苏格兰都城爱敦百里人曰贝尔，在沙尔推尔地方安设声报，可及六十里之远，鼓弦纵谈，六十里如在左近。特邀侯敦往视。于光报之外又悟出一声报，此间心思之巧，安有穷极也”。先进的科技自然令他关注到教育。他在不同地方参观了多所学校，在笔记中也对教育着墨甚多。英国教育的普及和普惠程度之高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公立中小学校不仅免费教学，还提供三餐和制服，能够升入大学的孩子同样无需负担学费，这让出身贫苦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。此外，私立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，不同的学制、学科，学历与考核、教育与职业的关系，郭嵩焘都有细致入微的考察，甚至连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差异都注意到了。
郭嵩焘的行程并未止于英国，他随后又去了法国，并同时兼任驻法公使。在巴黎期间适逢万国博览会（1878年第三届世博会），他作为头等公使，得以“与法国总统同座，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”。
随着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加深，本就支持洋务的郭嵩焘观念也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。在日记中，他发出了“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”的感慨，并且提出“西洋政教、制造，无不出于学”的观点，主张改良教育，推广西学。
1877年，他把近一年的笔记汇编成文集《使西纪程》邮寄回国，希望由总理衙门刊印分发，让更多官员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以期对朝廷提出改革的建议。不料他的文字和观点遭到了保守派阵营的强烈反对。李鸿藻看了《使西纪程》后， 感到“大为不平” ，乃至“逢人诋毁” 。参劾郭的折子也纷至沓来，有人甚至要求将其免职并召回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时用了“有二心”、“想对英国称臣”等语，不啻于给他扣了一顶“汉奸”的帽子。
慈禧太后了解郭嵩焘的为人，知其并无二心，只是为人不够圆融，过于敢言以至“立言太峻”，早知此行会为他带来争议，所以并未采纳这些意见。但出于对这些官员的安抚，还是下令毁掉已经刻好的《使西纪程》印版，将其列为禁书，并下旨训斥了郭嵩焘。
虽然因《使西纪程》被弹劾，郭嵩焘仍然坚持记录所见所闻，只是不再寄回朝廷。他的副使刘锡鸿此前并未写日记，却由此开始了他的记录，并十天一次寄给总理衙门，就是后来汇集成册的《英轺私记》。一年后（1878年9月）即将卸任的郭嵩焘才从继任曾纪泽处得知此事，对刘这种钻营行为颇为不齿，又以为刘借机“贬刺”他，很是气愤，及至曾纪泽带来全书，才知并非如此。但是，刘也并非没有“贬刺”郭，只是没有通过日记。因为就在半年前（1878年3月），已调任德国公使的刘锡鸿给朝廷上了一本奏折《刘锡鸿折特参郭嵩焘》，里面列了郭嵩焘的“十大罪”。
刘锡鸿，生年不详，卒年1891，原名刘锡仁，字云生，广东番禺县人。刘锡鸿是朝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有一方刻着“儒侠”的印章，应为自称，是坚定的“以夏变夷”论者。
「刘锡鸿以“儒侠“自居，但观其言行，便知此儒非彼儒。」
刘之所以从英国副使任上调离，改任德国公使，部分是因为他与郭嵩焘摩擦不断，难以共事。他从上任之初便误解郭未曾举荐他，到达后又因国书上没有副使名衔，英国外交部因此不允他觐见女皇，让他深感不满，以为是郭有意让他难堪。后来虽然经协商得以与郭同时觐见，可惜矛盾并未化解。由于别国均无副使职位，刘的身份确有尴尬之处，因此他曾于1877年2月15日上奏自请撤回，郭并未阻拦，二人从此关系冷淡。从郭嵩焘1877年的日记可看出，刘的任意妄为与不配合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展开，甚至使馆管理混乱，令郭十分苦闷。
1877年7月，刘获悉将调任德国公使。这一任命使刘颇为膨胀，更是处处要与郭平起平坐。9月上旬，刘自爱尔兰游历返回伦敦，便因为两件事对郭大为不满，与郭当面起了争执；其一是郭没有在谢恩折和咨文中列出刘的副使名衔，其二与刘领取薪俸有关。刘扬言：“我生平不记人过，即有触犯，我亦忘却。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，我必不能容。” 他接着列出郭的三大罪：“一，游甲敦炮台，披洋人衣，即令冻死，亦不当披。一，见巴西国主，擅自起立，堂堂天朝，何至为小国主致敬。一，柏金宫殿（白金汉宫）听音乐，屡取阅音乐单，仿效洋人所为。”
「一，参观甲敦炮台时天寒，英国提督斯多克斯见郭寒噤，给他披上一件大氅。刘：此为失节：冻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二，应邀参加英皇招待会，巴西国王入场时，郭嵩焘随众人起身致敬。刘：此举有辱国格，堂堂天朝上国怎能向一个番邦致敬？三，应邀去白金汉宫听音乐会，其间郭嵩焘和洋人一样多次翻看节目单。刘：郭效仿洋人有失体统，丢了朝廷颜面。」
此时恰逢《使西纪程》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，刘因个人得失与郭争执，却借机摆出声讨“汉奸”的姿态，人品可见一斑。当月12日，郭嵩焘深感心力交瘁，写奏折《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》自请销差，与此同时，出于对刘品行的担忧，也作《为特参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请撤回》奏折，请求免除对刘锡鸿的任命。
郭在奏折中列举了刘的品行不端之处，如“浪支经费，另刻关防，咨意横行，毫无顾忌”，认为他“绝不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，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”，且心胸狭隘，“心浮器小”，不堪此任。从刘对郭的不满大都因名利而起，也可证实郭的参奏并非空穴来风。
刘得知被参后也不甘示弱，次年二月初五日（1878年3月7日）朝廷又收到了刘锡鸿参劾郭嵩焘的奏折，其中罗列了郭嵩焘的“十大罪状”，大意如下：
一、向英人诋毁时政，谓中国将作印度，将被吞并于英俄；
二、与威妥玛（威妥玛爵士，19世纪的英国外交家与汉学家）时而亲切，时而争辩，有启衅之嫌；
三、效洋人尚右而不尚左，不遵国制；
四、擅议国旗，要将黄龙旗改用五色，“蓄有逆志”；
五、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，蔑视谕旨，藐玩朝廷；
六、对洋人过示卑恭，不顾念国体，例如见巴西王时“独趋至阶前 ”；
七、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；洋人听唱皆捧戏单，郭亦捧戏单；同观甲敦炮台时披洋衣；
八、郭学洋语苦于不能，遂令小妾学之，伤风败俗；
九、郭与威妥玛“ 往往闭门密语，不知何所商谍”，言外之意，有里通外国之嫌；
十、对朝廷不满，心怀怏怏，动辄怨望。
「深究之，一为忧国，恐中国步印度后尘，二至九都难逃莫须有的性质，意在迎合保守派“唯我独尊”的天朝上国心态，可谓心思深沉。唯有十或许不全是构陷，因为郭出使前便不情愿，曾一再推脱，但慈禧不准，认为非他莫属。」
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罪名，却在朝廷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朝中本就是保守派占上风，如此便有多人主张将郭召回，包括张佩纶、李鸿藻（同治帝师，“清流派”创始人，非李鸿章亲属或同乡）、欧阳云等人。虽然刘的支持者居多，二人的相互参奏也招致了官场舆论的不满，因此也有人参奏刘锡鸿，建议将二人全部召回，免得在外互相攻讦，生出事端。
总理衙门只得在1878年6月7日下发文书，对郭、刘分别训诫。但此时郭去意已决，并未认错或辩解，而是坚持请求销差。刘锡鸿则不然，他立刻写了封谢罪折子，表示以后要努力和郭嵩焘搞好关系，继续在德国公使任上为朝廷效力。
但此时朝中撤换刘锡鸿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恰逢在德国为朝廷办差的李凤苞，在报告中指出刘办事不力，李鸿章也力主撤换，最终让朝廷下了决心。
1878年8月25日，总理衙门下令将郭嵩焘、刘锡鸿同时召回，改由曾纪泽、李凤苞分别接任。李凤苞是郭嵩焘推荐替代刘锡鸿的人选，而这个结果显然不是刘想要的。
「纵观郭刘的关系，其实两人有些渊源。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两人就是上下级，1864年郭提拔刘负责团练总局事务，对其能力颇为肯定。刘锡鸿出任副使有“军机大臣李鸿藻举荐”和“郭嵩焘提名、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的举荐”两种说法，笔者认为后一种比较符合逻辑。虽然朝廷任命刘时一定考虑到了不同派系间的制衡，但普遍认为出使前两人关系较好。从郭的日记看，上任之初他曾对刘的不满感到困惑，“语及云生（刘锡鸿）所以致怨之词，使人茫然”。一年间两人从故交之谊到势如水火，除了政治立场不同，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工作和相处过程中产生的摩擦，和主观解读。从出使之初因误解而生龃龉，后因龃龉不断而矛盾加深，像是进入了恶性循环。虽然历史研究很少涉及心理因素，但斗胆猜测，初到异邦的压力环境或许也是一个不利条件。二人多次互相参劾，都曾要求裁撤对方，也都曾提出辞职；但光绪四年（1878-3）刘参奏郭的最后一本，其十项罪状之荒谬，不能排除他迎合保守派，公报私怨的动机；再者，二人的政见也决定了在朝中分属不同派系，朝廷最后将两人同时召回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派角力的结果。」
消息公布后，英方对郭的去职深感惋惜，当时各大报纸多有登载，惜别之前溢于言表。有些媒体对郭刘之争有所耳闻，因此对中方不纠对错却将二人同时撤回表达了不解。
1879年3月，已卸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乘船抵沪。船一靠岸他便得知日本已于当年吞并琉球。他早预见到维新有成的日本可能成为中国之患，但此时国人依然懵懂未觉。郭启程前便已告假三个月，因此没有回京述职，而是自沪返乡。假期将满时郭又称病请辞。其间朝廷几次召他回京任职，恭亲王和李鸿章也曾来函催促，但他自知无法有所作为，均坚辞不受。辞官后郭嵩焘定居长沙，曾任城南书院主讲，他还主持编纂了《湘阴县图志》，并开设禁烟会。郭一直心系时局，与李鸿章保持书信往来。他深知“当国者不仅不明洋情 ，而且不知战略”，时而上疏出谋划策。法国占领越南时，他曾上《法扰越南宜循理处置折》，他深知越南不保，加之内灾不断，国力凋敝，力主不可用兵，建议派特使调停。但保守派势力强大，一味主战，仍想一张 “挞伐之威”。开战后，事态发展恰如郭嵩焘所料，除了幸未赔款，其余全在意料之中。两年后两国终于签了合约，也与他最初建议相符，只是赔上了一场败仗，落得损兵折将，国库空虚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郭嵩焘病逝于长沙，后归葬湘阴，享年73岁。
刘锡鸿回国后担任光禄寺少卿，因无法再获得李鸿章的好感，加之恨其将自己从德国公使的位置上拉下，便转而与之做对，并伺机报复。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修铁路折，李大力支持，又遭到保守派的反对，其中刘锡鸿最为激烈。1881年2月，他上书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》，指出“火车实西洋利器，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。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，无利者八，有害者九”，洋洋数千言，皆是对工、商的排斥，和一旦百姓接触西洋事物眼界打开后，无法继续闭关锁国的担忧。最终朝廷“卒寝其议”，放弃了修铁路。仅一个月后，刘见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和，借机参劾李鸿章，称其“跋扈不臣，俨然帝制”。没想到构陷不成反害己，慈禧见折大怒，下诏斥刘锡鸿“信口污蔑”，将其交部查办，属意革职。自以为一心维护朝廷的刘锡鸿就这样丢了官。此后他又活了10年，同样于1891年病逝。
「根据后来传世的刘锡鸿日记《英轺私记》，可见他和郭嵩焘一样，也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。抵英两月后，他便评价英国“无闲官，无游民，无上下隔阂之情，无残暴不仁之政，无虚文相应之事”；又记“两月来，拜客赴会，出门时多，街市往来，从未闻有人语喧嚣，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。地方整齐肃穆，人民欢欣鼓舞，不徒以富强为能事，诚未可以匈奴、回纥待之矣!”，这些文字不啻于描绘了一幅政通人和的景象。不久之后，他记录了一位英国议员对中英战争的反思和对英国政府的批评，又写下“英人爱重中国”之语。然而与郭嵩焘不同的是，刘锡鸿的这些观点只出现在日记里，从未见诸他的公开言论。从刘的公开言论（奏折所表达的观点）来看，似乎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属于两个世界，英国的东西虽好，但不适用于中国。如果这是他的真实想法，那么他可谓“不搞西方那一套”论的鼻祖了。」
郭、刘观点相左，从两人对礼法之于女性的约束上也可窥得一斑。
刘锡鸿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则佚事。有次去参观西敏寺大教堂，回来路上碰巧听到使馆幕僚刘孚翊跟英国翻译博郎聊天，刘孚翊说中国妇女要严格守礼，不能自行外出。博郎问：“女人也是人，为什么不能自由外出？”刘孚翊被问住了。刘锡鸿事后给刘孚翊支招：“你怎么不说，前胸后背都是身体，为什么胸在前背在后？因为胸是阳背是阴。头部和腹部都长有皮肤，为何前者能露在外面，而后者必须遮住？因为头阳腹阴”。结果下次刘孚翊真的跟博郎这么说了，这次轮到博郎无言以对。在这段文字的结尾，刘锡鸿不无得意的点评道：“洋人辩论时喜欢讲道理，你把道理说的越明白他越佩服你，否则他便自以为是，气焰嚣张”。(洋人性情 ， 能于论辩间据理相驳 ，愈透澈则愈佩服。否则，自以为是，其焰遂张。)
郭嵩焘在日记里写下了回国前面见英皇的经过。郭于1879年1月22日收到英国外相公函，称维多利亚女皇将于 25日在阿斯本行宫约见惜别。郭决定让妻子梁氏一起去见女皇，因此事于妻而言“亦人生难得之际会” 。见面后，女皇表示很高兴见到钦差夫人。郭答道：“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，所有盛典概不敢与；今旦夕回国，以私接见，得蒙赏准，实是感悦。” 最后女皇祝郭一路平安，愿两国交好，并望将英国愿深固邦交之意转达中国皇帝。郭不顾“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” ，临别之际与梁氏一同面见女皇，可见他的超俗与豁达。
「郭的很多观点已经超越了洋务派，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。他认为中国必须认识和融入世界，才能谋得生存和发展。他注意到西方政府与工商界之间互利的良性关系，“西洋汲汲以求便民，中国适与之反”，深知中国诸事“阻难专在官”。因此要发展工商则必须“循习西方政教”，而最根本的是要改良教育，倡导西学。因为“西洋制造、政教，无一不出于学”。但如此改革势必波及政体，动摇满清的极权统治，而这是朝廷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。郭嵩焘兴办民营工商的观点，显然受西方民富论的影响，但究其根本却是因为民富论符合孔孟之儒的民本思想，与他原有的价值观相契合。反观刘锡鸿，从他的《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》可以看出，他认为应该把百姓管的死死的，一旦他们太有钱和有见识，就不好控制了，这显然更符合满清统治者“弱民以强国”的法家意识形态。因此，刘锡鸿自封的“儒侠” ，不过与西汉以来为法家遮羞的“独尊儒术”一样，徒有其表尔。」
历史已证明，国门既已打开，想要再次关上就不可能了。只专注于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最终未能亡羊补牢，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宣告了三十年来朝廷改革的失败，更是敲响了帝国的丧钟。当戊戌变法再次失败后，大清灭亡便进入了倒计时。
宣统三年，摇摇欲坠的帝国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轰然解体。不难想象，若非洋务运动，只怕大清亡的更快。因此大改、小改、不改可能都救不了大清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郭和刘或许都错了。但是如果按照郭的思路大改，最后那几场惨败的战争或可避免，皇权可能会以“君主立宪”的形式软着陆，成为英皇那样的虚君。但历史无法假设，况且秦制两千年来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最高统治者不敢放权，而统治者不放权，大改便无可能。
然而郭嵩焘那句“流传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有此人”却没有说错。清廷以“出使外洋，所著书籍，颇滋物议”为由，拒绝了李鸿章为郭嵩焘立传和封谥的请求，但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关注和研究丝毫未受影响，也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减少，近年来反而有增长的趋势。因此有理由相信，未来还会有更多关于他的著作面世。
参考书目：
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
郭嵩焘《伦敦巴黎日记》
刘锡鸿《英轺私记》
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三十三》
徐中约《中国近代史》
郭嵩焘《条议海防事宜》
刘锡鸿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》
张宇权 《晚清外交史上的一点疑问：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关系》
王兴国《郭嵩焘评传》
汪祖荣《走向世界的挫折：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
周愚文《晚清甲午前使英人員教育見聞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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